在中國傳統節日中，中秋節的地位非比尋常，它不僅被寄托了團圓和美等諸多美好情感，更是文藝創生的土壤，催生了數不清的經典作品。就詞而言，歷代詠中秋的佳詞并不鮮見，但格高千古、空前絕后的非蘇軾《水調歌頭》莫屬。恰如宋人胡仔所云：“中秋詞自東坡《水調歌頭》一出，余詞盡廢。”（《苕溪漁隱叢話》后集卷三十九）明人楊慎也贊其為“古今絕唱。”（《草堂詩余》卷四）
對這首經典作品，人們從創作主旨、藝術風格等角度切入的研究已經相當充分，如果只是重復前人的老調，即便有一二新意，意義也不大。但經典作品的價值并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或后人的闡釋而削減，對不同的時代來說，經典作品永遠都是“新”的。立足于當下的話語體系，透過作品文本的顯在結構，穿越歷史的重重迷霧，直抵作者的心靈深處，進而感悟宇宙社會人生的常道，必將有新的體驗和收獲。
在詩詞的解讀與賞析中，不應拘于文本但也不能脫離文本?！端{歌頭》一詞有蘇軾的自序：“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小序不足二十字，卻是我們解讀詞作的鑰匙。丙辰年，即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蘇軾調任密州的第三年，任期將滿，可是前途仍然黯淡不明?？v然“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卻無由施展。七年前，蘇軾兄弟服孝期滿后由故鄉返回京師。當時王安石博得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極力推行變法，為破除障礙，在政府各部門不遺余力地清除異己。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臺也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是一群宵小之徒，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面對紛擾的政治亂局和新法的諸多弊端，蘇軾滿懷憂思憤慨，給神宗皇帝上了一封洋洋灑灑的萬言書，廣博的學問、冷靜的推理、憤怒的爭論、大無畏的勇氣，在書中都展現得淋漓盡致。然而，神宗皇帝當時根本聽不進去。于是，蘇軾再上第二書、第三書，慷慨激昂，發欲沖冠，直到熙寧四年（1071），他任告院權開封府推官，出了一道“論獨斷”的鄉試考題，這下徹底激怒了王安石，栽贓陷害打壓排擠隨之而來。心灰意冷的蘇軾自知在朝已無立足之地，自請外任，赴杭州任通判，然后又知密州，政治生涯剛起步便遭遇挫折。
蘇軾的才學當時已天下聞名，文壇領袖歐陽修在給梅堯臣的書信中就大發感慨：“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才學如此，本該施展抱負建功立業，可是為了躲避朝廷爭斗漩渦，蘇軾從開封府推官到通判杭州，再知密州，十余年間，一直處于外放冷遇地位，雖然他盡己所能地興水利、滅蝗災、救棄嬰、平盜匪，力保一方民安，但面對朝政的傾頹卻無可奈何，有心無力。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構成了他所面對的第一重人生困境。這在詞作中表現為“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的疑問，“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憂慮。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三一引《復雅歌詞》，稱神宗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稱“蘇軾終是愛君”。今天也有研究者認為，詞中的“天上”“人間”正是朝廷與地方的象征，表達的是詞人的忠君思想。這樣的解讀雖不無道理，但終究過于狹隘。王國維《人間詞話》稱：“東坡之《水調歌頭》，則佇興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調論也。”“天上”“人間”的迂回往復，沉郁頓挫，正折射出了理想與現實矛盾沖突造成的人生困境。
第二重人生困境便是“入世”與“出世”的困擾和掙扎。蘇軾的思想相當駁雜，儒家思想構成了他思想的基調和底色，但釋、道思想對他的影響同樣深遠。蘇軾原本生性曠達，隨性自由，“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次韻孔文仲推官見贈》）即便是經過了官場的錘煉，仍久馴不化，“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游盧山次韻章傳道》）“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卻不知悔改，自言“受性于天，不能盡改”。（《辨賈易彈奏待罪札子》）政治上的困頓失意，秉性上對自由放曠的追求，進一步加劇了“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兼濟之志既難以實現，歸隱之情便時常浮上心頭。“病馬已無千里志”（《和晁同年九日見寄》），“且待淵明賦歸去，共將詩酒趁流年”（《寄黎眉州》），這些心跡表白，無疑是內心“出”與“入”矛盾的困擾，是欲進無途、欲退無由的掙扎，而這種種情思借由“乘風歸去”“起舞人間”的意象寄托婉曲地表達出來。
第三重困境是親人聚少離多的思念與煎熬。蘇軾、蘇轍兩兄弟從小一起長大，一同參加科舉，一路走來始終相扶相攜，感情無比深厚。在《送李公擇》中，蘇軾感嘆，“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他看來，蘇轍“豈是吾兄弟，更是賢友生”。而在蘇轍眼中，哥哥“撫我則兄，誨我則師”?！端问?蘇轍傳》評價兄弟二人稱：“轍與兄軾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兄弟倆在準備制科考試時曾寓居懷遠驛，當時便相約“功成身退，夜雨對床”，這成為他們在半世聚散沉浮中念念不忘的約定。蘇軾任杭州通判期滿，請調密州，“請郡東方，實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謝表》）因為蘇轍當時任齊州掌書記。盡管密州和齊州相距不過幾百里，但密州期間兄弟二人竟未能相見，“兼懷子由”所表達的正是對親人深摯的思念之情。蘇軾知密州時，雙親早已亡故，妻子王弗也已是“十年生死兩茫茫”，人生的悲苦寂寥可以想見，特別是中秋佳節來臨之際，對親人的思念就更顯深沉而熱烈。“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這樣的質問，不正是對離別之情、思念之苦的感喟嗎？詞序中“歡飲達旦，大醉”，不過是一曲筆，當從反面來理解。“歡飲”多半是強作歡顏，難掩內心的悲苦和思念；“大醉”也不是率性雄豪，而是難以排解的愁苦對心靈的自我壓榨，也許只有醉中才能得片刻解脫。
面對三重人生困境的擠壓，蘇軾既沒有隨波逐流屈己諂媚，以換取躋身朝堂的政治資本，也沒有怨天尤人萬念俱灰，墮入佛道的虛無縹緲，而是憑借深邃的哲思、曠達的胸襟，燭照宇宙、社會、人生的本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這是對宇宙人生常道的參悟，這世上沒有絕對完滿的存在，缺憾與不足乃是永恒的常態，入世苦，出世也苦，人生的一切“高處”之爭，都是苦樂相伴、患難相隨的。了悟了這一層，也就不必再糾結于天上人間的抉擇，更不必沉溺于聚散離合的悲歡。蘇軾正是憑借這樣的哲思和非凡的藝術才華，在詩詞的世界里最終完成人生的突圍，化解人生的苦悶，重新回歸內心的平衡。“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美好的祝愿洋溢著詞人對人生常態常情的審美觀照，是破解人生困境之后靈魂的安寧與愉悅，既充滿了樸素的人間煙火氣，又是那樣超拔脫俗，絕無半點鄙俗之氣。這是《水調歌頭》的藝術妙境，更是蘇軾非凡人格、偉大靈魂的真境。
因此，此詞的審美意蘊不在于展示了理想與現實、入世與出世、團聚與分離的矛盾，而在于詞人面對這些矛盾所造成的人生困境，如何實現自我突圍，如何依靠深邃的哲思和超凡的人格對現實的矛盾作藝術的超越，并在這樣的人生突圍中達成對宇宙、社會、人生更高層次的認知，這才是作品的恒久魅力所在。東坡先生的中秋詞，當作如是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