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不僅是英雄之城，也是教育之城，因為這里眾多高校云集，培養人才無數。而今病毒肆虐，武漢封城，舉國為之憂心。在多不勝數的大學校長中，我最惦念的是其中兩位，一位是章開沅先生，一位是劉道玉先生。作為記者，我曾有幸多次采訪這兩位年高德劭的老校長。在我看來，他們是大學校長的卓越代表，也是中國教育界的良心。
章開沅先生
章開沅先生是華中師范大學原校長，今年已經94歲高齡。1926年他出生于安徽蕪湖，1946年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學。金那時有一句話“北有燕京，南有金陵”，金陵大學是和北京的燕京大學齊名的。章開沅沒有畢業就參加了革命，1949年隨大軍著南下，在中原大學（華中師范大學前身）工作。自那時起，他幾乎就沒有離開過這所大學和這座城市。
章開沅“本想當個跨馬佩槍、文武雙全的戰地記者”，后來卻走上了治史的道路。他以史家直筆寫下了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的煌煌巨著，將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國際。80年代中期，他將研究重心轉向中國教會大學史。富有戲劇性的是，他在研究已故金陵大學歷史系教授貝德士的檔案時，竟然發現他在金陵大學讀書時的這位美籍老師曾親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并作了大量的實錄與對外報道。章開沅首先將貝德士文獻中有關內容寫成《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見證》一書，在國際上首次詳盡地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該書一出，反響如潮。學界對他的歷史正義感和學術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
章開沅曾笑稱，“我當校長是歷史的誤會”。因為他沒有當過副校長，連系主任都沒有做過，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1984年教育改革，在華中師大的“海選”中，章開沅得票最多。在采訪中，他對我說：“我從來不想當校長，連系主任都不想當，于是我和教育部談，當校長可以，每周我要有兩天的學術研究時間，不然我不干。教育部也答應我了。”
有意思的是，在湖北省委主持的大會上，有人建議他講講打氣的話，描繪描繪宏偉的藍圖。章開沅沒有準備，不知道說什么好，最后只勉強講了幾句，其中一句“我寧可站著倒下去，也不躺著混下去”，贏得了熱烈的掌聲。章開沅自己說，“我當校長干得挺舒服的，政治我不在行，有好意見我就吸收。我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來形成一個目標，這個目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然后一起往前奔。一個校長有多大本事？要靠大家的積極性”，“我做校長，與其說我是聽上面的，不如說我是聽下面的。”
更讓今天的人不可想象的是，在六年任教期間，他沒有參加過教育部一次大學校長會，“我說我太忙了，有的時候是書記去，書記不去我派副校長去。那時候教育部也沒有哪一個說我對教育部不尊重，像我這樣的人還容納得下來……那時大家對教育部有什么意見都可以提，沒有太多的忌諱。上面讓我干什么，我覺得可以就做，我覺得不可以就讓底下的人去應付。”
這位對上“應付”的校長，卻贏得了師生的衷心愛戴。他給學生作報告一般不帶講稿，往往采用對話交流方式，學生總是聽得興趣盎然。所以當時的學生多年之后仍能復述他的若干“佳句”。退休后，他仍然居住在桂子山上，深研學術，同時關注時政，守護良心，對教育多有愷切直言。2014年他正式辭去 “資深教授”的名稱和所有待遇（包括每年10萬元津貼），成為中國社科界主動辭去“資深教授”第一人，是學術界一大佳話。他說，“在這個（體制內的）圈子里，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已經得到夠多好處了，所以內心很不安”。如此淡泊名利、坦蕩無私的學者，當今之世又有幾人呢？
章開沅認為，對于一所大學來說，“深厚的文化積淀，獨立的大學精神，源遠流長的學脈正是其閃爍的大學之光，照亮民族，照亮人類。”只要回想過去的一百年，學脈一再被摧折，大學精神數度被打壓，就知道這位具有歷史眼光的教育家的總結既有對歷史的沉痛總結，也寄予著對未來的熱切希望。
劉道玉先生
2008年我在經濟觀察報工作，總編輯劉堅先生畢業于武漢大學，聽說我要去采訪劉道玉先生，就給我講了一則趣事：1988年銳意改革的劉道玉突然被免職，那年冬天恰巧降下一場罕見大雪，校園里一株百年老樹被壓折。大樹傾倒，師生無不嘆息。
劉道玉生于1933年，少年時的夢想是當一個諾貝爾式的發明家。1958年從武漢大學畢業后，留學蘇聯，曾被塑造成“反修戰士”、“反修英雄”，受到周恩來總理接見，由此被推到領導崗位上。“文革”后曾任教育部黨組成員兼高等教育司司長，期間為恢復高考出力頗多。1981年，劉道玉被任命為武漢大學校長，《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消息稱這是“我國解放后自己培養的大學生中第一位擔任大學校長的人，也是我國重點大學中最年輕的一位校長”。
劉道玉對專程來漢采訪的《人民日報》記者闡述了自己的辦學理念，“必須發揚徹底改革精神，轉變陳舊的教育觀念，改革一切不適應的教學制度、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劉道玉的改革從學分制和插班生制度開始，凡是提前修滿學分和完成畢業論文的優秀者，準予提前畢業和攻讀研究生。插班生制度在當時不合法，報告送到了教育部，半年多沒有音訊。他進京匯報說：“改革就是做前人未做過的事，應當允許失敗。”插班生制度實施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當時的媒體贊揚“武漢大學是高校中的深圳”，因為它沖破了諸多禁區，導師制、轉學制度等改革措施得到學生們的擁護。那時的武漢大學被稱為“解放區”（意指思想極為解放），沒有其他學校“三不準”（不準談戀愛、不準跳交誼舞、不準穿奇裝異服）的規定，學生思想解放，有著強烈的使命感，作為校長，劉道玉和他們之間溝通順暢。學生把他當作朋友，一些學生從來不稱呼校長，而昵稱“劉道”，甚至是“我們的劉道”。
在接受我的采訪時，劉道玉說：“獨立、自由和民主是大學教育的精髓，沒有自由民主的和寬松的校園文化，就培養不出優秀的人才。”80年代是武漢大學歷史上出人才、出成果的最好時期。武漢大學的畢業生深受國家各部委和沿海開放城市的歡迎，特別是深圳市和海南省對武漢大學的畢業生情有獨鐘。
改革當然有阻力。對于一個真正的改革者來說，是屈服于上級的壓力放棄改革抑或是知難而進呢？劉道玉自覺地選擇了后者，堅持走自己認定的改革道路。為此，他曾經與教育主管主要負責人進行過三次面對面的辯論。1988年，劉道玉被免職?！吨袊嗄陥蟆房切侣?，導語寫得非常耐人尋味，“５８歲的數學教授接替5４歲的化學教授擔任校長，武漢大學順利完成新老交替。”
從不把校長當官做的劉道玉卻坦然處之。雖然有許多機會離開武漢大學，甚至到其他大學出任校長，但是他都拒絕了,一直堅守在珞珈山。我去采訪他時，當年電影《女大學生宿舍》里意氣風發的校長路石的原型,而今已是蒼蒼老者。因為中風后遺癥,他的右手已經不能寫字,但是他通過電腦鍵盤,艱難地敲出一篇篇文章,為教育提意見、陳建議，鋒芒不改，犀利依舊。
至今我還清楚的記得，劉道玉先生對我說的話，“中國現在需要一場真正的教育體制變革，而不是小敲小打的改良”，“改革要有膽識和卓識。卓識是知道改什么，膽識是敢于去改。沒有‘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思想境界，就談不上改革?，F在，我們就需要這樣的改革家，時代呼喚這樣的改革家，應當為涌現這樣的改革家而營造民主自由的環境！”
我曾經走過不少大學，發現好大學總是有令人流連忘返的好風景。華中師范大學有桂子山，桂子山的桂花是武漢市秋天最醉人的景致；武漢大學有珞珈山，珞珈山的櫻花是武漢春天最美的風景。走在大學校園，我常常想，一所好大學與一所普通大學的區別是什么？當然不是風景，因為有好風景的大學不一定是好大學。最大的區別，可能就在于提起一說好大學，人們就會想起一位校長，就像我們提到北京大學就想起蔡元培，提到清華大學就想起梅貽琦，提到華中師大就想到章開沅，提到武漢大學就想到劉道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真的很難辨別，到底是一所大學成就一位校長，還是一位校長成就一所大學？
當此非常時期，衷心祝愿章開沅先生、劉道玉先生身體健康，平安吉祥！
祝曰：
桂子飄香，珞珈有光。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劫波度盡，福泰安康 。
待得春來，上壽奉觴。
